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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仲舒（前179年－前104年），廣川（今河北省景縣廣川大董故莊村）人，西漢學者。著有《春秋繁露》《春秋決事比》（又稱《春秋決獄》）《士不遇賦》等。
董仲舒簡介
董仲舒(公元前179年-前104年)，西漢廣川(河北景縣廣川鎮大董故莊村)人，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。漢景帝時任博士，講授《公羊春秋》。漢武帝元光元年(前134)，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，董仲舒在著名的《舉賢良對策》中系統地提出了“天人感應”、“大一統”學說和“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并進。”、推明孔氏抑黜百家”的主張為武帝所采納，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，影響長達二千多年。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，雜以陰陽五行說，把神權、君權、父權、夫權貫穿在一起，形成帝制神學體系。他提出了天人感應、三綱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論。其后，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10年；元朔四年(前125)，任膠西王劉端國相，4年后辭職回家，著書寫作。這以后，朝廷每有大事商議，皇帝即會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問他的建議，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。董仲舒一生歷經四朝，度過了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，公元前104年病故，享年約75歲。死后得武帝眷顧，被賜葬于長安下馬陵。
漢初實行黃老之學，無為而治。經濟發展很快，出現了文景盛世。但在景帝時代出現了吳楚七國之亂。統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分裂的危險。景帝時任博士的董仲舒認為，重要的問題是要鞏固集中統一的政權，防止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。董仲舒從儒學經傳中尋找統一的理由，他從《公羊春秋》中找到了“大一統”。董仲舒就根據《公羊春秋》的記載，提出了“大一統”論。他在《天人三策》中說：“《春秋》所主張的大一統，是天地的常理，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的道理。
“大一統”既然是宇宙間最一般的法則，那么封建王朝當然要遵循。這就是董仲舒所要設立的政治哲學的核心。他根據’大一統“的普遍法則，提出了思想也要“大一統“的論點。董仲舒在《天人三策》中說：“只要不是在六藝之列的，(所謂“六藝”，就是過去讀書人必備的六種才能，“禮”，“樂”，“射”，“御”，“書”，“數”。)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。都不許其發展下去，不允許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。那些亂七八糟的教派和學說就不會再來迷惑百姓，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顯示出地位。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教育子孫后代“。只有思想統一才能有統一的法度，百姓才有行為的準則，這樣才能維護與鞏固政治的統一。用思想統一來鞏固政治統一，思想應該統一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上，百姓也知道該遵循什么，怎么做了。只有政治統一才能長治久安，當時漢代的政治是統一了，但不穩固。統一思想成了大一統的關鍵。于是，董仲舒多次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的思想。
在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統的建議之后，施行了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“政策，將儒學作為正統思想，從此漢代思想界樹起了儒學的權威，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經學以及經學傳統。漢代立五經博士，明經取士，形成經學思潮，董仲舒被視為“儒者宗“。
董仲舒“天人感應“論，是以社會、政治來說的。他把《春秋》中所記載的自然現象，都用來解釋社會政治衰敗的結癥。他認為，人君為政應“法天“行“德政“，“為政而宜于民“;否則，“天“就會降下種種“災異“以“譴告“人君。如果這時人君仍不知悔改，“天“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。通過秦末農民大起義，董仲舒認識到農民階級的政治力量可決定一個封建王朝的興亡。董仲舒在這里所說的“天“，是指秦末農民起義的武裝力量。他要借用這一象征農民階級政治力量的“天“，來戒懼皇帝，使之自斂。用“天“來限制他。
當時董仲舒為什么要采用“天人感應“的形式來戒懼皇帝呢?原因是：西漢時期社會科學水平低，天命論在人們思想中的影響極深。董仲舒就采用了“天“來限制皇帝個人的私欲，制約他至高無上的權力。并把秦始皇權力不受制約，引發農民起義，速亡國的慘痛教訓，變成皇帝的精神枷鎖，來限制皇帝的權力。從這方面看，董仲舒“天人感應“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權力，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，其意義是深遠的。
西漢王朝統治人民雖然奉行黃老的“無為而治“的思想，實質上仍因襲秦制，以嚴刑峻法統治人民。武帝好法術、刑名，重用酷吏，以嚴刑峻法來加強統治，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。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，為了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，董仲舒認為要縮小貧富差別，協調各種社會矛盾，提出“調均“的主張。上疏漢武帝“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數額的主張，限制豪強兼并土地，不允許官吏與百姓爭搶利益，鹽業、金屬業都有百姓自己掌控，除去奴婢制度、擅自斬殺的威嚴，降低賦稅，減少徭役，讓人民休養生息，減少民力消耗“。
這些主張，首先，打擊豪強勢力，加強中央政權的力量;其次，暫時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，加強了封建統治階級專政，防止社會進一步動亂，防止農民起義。董仲舒吸取秦滅亡教訓，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，提倡德治，革除秦時的弊政，進行“更化“。他的“更化“思想，就是以儒家的禮義仁德來限制對人民剝削，維持和鞏固漢王朝統治階級專政。他認為，嚴刑峻法，給統治階級帶不來穩定的統治秩序，不能維持和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。他提出：實行禮義，布施仁德的政策，以德治理為主，重視“教化“，主張用仁德代替嚴刑。他視“德治“主張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基本治國原則。并上疏漢武帝：“作為帝王應該秉承上天的意思進行辦事，因此，應該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，以“德治“為主，“法治“為輔。
